正规股票配资开户胡适：我怎么成了“汉奸公知们”的祖师爷？

最近这些年来，中文互联网上随着对“公知”群体、自由主义思潮的解构与反思。在情绪化的网络论战中，一些人把胡适看作“公知的老祖宗” “汉奸”“卖国贼”。当然了，这些人疯狂对胡适口吐芬芳，确实有一些历史根据。其中有三个点，经常拿来作为胡适是“汉奸卖国贼”证据。

◇ 图为一些批评胡适的文章

第一个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抗战爆发前后，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极大。当时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国国内对日的态度和主张主要有四种。其一是“安内攘外”派，主要推迟全面开战。对日本主要通过外交和局部退让，来为国防军队建设争取时间。其二，是坚决主战派，希望立即对日全面开战。坚决反对对日妥协让步。其三，是妥协投降派，这一派极度恐日，认为抗战必亡，主张彻底对日妥协。还有一派就是承认敌强我弱，对抗战前景保持悲观态度，反对盲目高喊抗日口号，希望中日尽量避免开战。而当时的胡适就持这一派的观点。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后，社会上高喊抗日口号的，被称为“高调”，但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认为，中国根本无法和日本匹敌。

在淞沪会战期间，周佛海等人有一个地下防空洞，陈布雷、罗君强、胡适等人就经常去那里躲避空袭，并在茶余饭后讨论时局。胡适看到这群人对战局持悲观态度，不附和外界的慷慨激昂的口号，于是就戏称这些人为“低调俱乐部”。换句话说，胡适只是这个私人聚会的旁观者。更重要的是，当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彻底走向“叛国投敌”的路上时，胡适在1937年9月就彻底和该群体断绝了联系，并彻底转为主战派，远赴美国为中国抗战争取美援。换句话说，所谓“低调俱乐部”只是一个对时局持相同观点的私人聚会，在当时也根本不是一个“随时准备投敌”的汉奸组织。胡适也只是这个圈子中的一个旁观者。

◇ 图为南京鼓楼区西流湾8号，周佛海的公馆旧址，也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人员聚会所在地

第二个，就是网上拿胡适：“我宁愿亡国，也不主张对日作战。” 这句话来证明胡适是“汉奸卖国贼”。首先来说，这句话胡适确实说过。但拿这句话当证据的人，根本没有看过这句话的原文，不了解胡适说这句话的前后语境。

这句话出自胡适1933年4月16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46期上的文章《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而这件事的起因是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了一篇名为《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的文章，主张中国军队既然武器不如日本，就应该利用中国“人多、人命不值钱”的特点，学军阀的手段去强拉民夫当兵、没收大户财产，把底层百姓成批送上前线送死。董时进甚至说 “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兵士争粮饷”。

◇ 图为董时进（1900年10月18日-1984年4月16日），四川垫江（今属重庆）人，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农业经济学家，曾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

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极为愤怒，就写了《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一文反驳董时进的观点。他认为这种不把底层百姓当人、靠强拉壮丁去送死的“高调救国”，比亡国还要毫无心肝。胡适在文章中如此质问董时进：“（按照董时进的办法）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也就是说，胡适从来没有表达过“日本侵略，我宁愿灭亡也不抵抗”的意思。他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如果所谓的“救国”是建立在残酷压榨、强拉底层无辜百姓当炮灰的基础上，那么这种不择手段的“救国”和“亡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坚决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用他人生命作为代价，来满足自己“高大伟岸的爱国形象”的“虚伪高调”。

而第三个，就是1946年的“沈崇案”。此案过程网上有详细记录，这里不啰嗦。沈崇案发生时，胡适正担任北大校长。作为学校的掌舵人以及当时社会声望极高的知识分子，胡适在事件发生后的表态和应对，不仅成了当时的舆论焦点，也为其日后在中文互联网上招致巨大争议埋下了伏笔。

◇ 图为当时关于沈崇案的报道

案发后，胡适认为这属于美军个别士兵的“私人犯罪行为”，应该通过中美两国的司法和法治程序来严惩凶手，他曾对媒体表示：“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当时北大教授傅斯年等人也和胡适的看法一致，认为学生不应把“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极力反对学生借此提出“美军撤出中国”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抗议口号。可是，胡适这种观点，就被不少人指责为“帮美军说话、缺乏民族尊严”。

可胡适这种态度，真的是完全不顾受害者的感受，“帮美军说话”吗？其实不是，从私人关系上，胡适和沈崇家的长辈交情身后，从社会身份上，胡适和沈崇又是师生。所以，胡适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我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胡适在给傅斯年、朱家骅等人的内部书信中也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北京大学当时专门外聘邀请了赵凤喈等法律界的顶尖学者担任顾问，全力帮沈崇打官司。

◇ 图为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