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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6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参观者在第五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上观看萤石型稀土铁矿石展品 图/视觉中国
稀土等战略关键资源，正成为解读本轮大国地缘经济竞争的重要窗口。
每一种稀有金属，都在工业体系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随着世界从传统工业走向高科技和新能源时代，产品与生产线对稀有金属的依赖不断拓展和加深。它们隐藏在复杂而精密的材料配方与零部件中，几乎覆盖整个元素周期表，将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与产业主体编织进一张愈发庞大而致密的供应链网络。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洋 发自北京、福建
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不平静的1月
新年伊始，全球稀土格局再度暗流涌动。
2026年1月底，路透社、《日本时报》等多家海外媒体援引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称，2025年12月，中国对日本稀土磁体出口量环比下降8%至280吨，较11月305吨的年内峰值有所回落，但同比2024年12月仍增长了31.4%。市场分析认为，同比大幅增长或与日本买家提前囤货有关。
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的出口管制，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进一步的声明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如违反上述规定，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日本的组织和个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两用物项”指兼具民用与军事用途，或可提升军事潜力的货物、技术和服务。根据中国2026年度《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的两用货品和技术约有千余项。
该出口限制迅速引发市场关注。《中国日报》1月8日的报道援引日本 Infinity LLC 首席经济学家田代秀俊的观点称，由于对出口至日本的两用物项尚缺乏明确界定，相关管制的具体适用范围难以判定。这种不确定性使企业难以判断哪些产品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下单和接单决策，并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体的贸易规模收缩。
事实上，早在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在国会公开发表涉台不当言论后，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就曾预测称，如果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引发对日的稀土出口限制，若该限制持续三个月，日本将面临约6600亿日元（注：约合人民币三百多亿元）的经济损失，GDP或下降0.11%；若限制持续一年，损失将扩大至2.6万亿日元，GDP降幅会升至0.43%。
木内登英的预测，主要参考了日本经济产业省2010年10月发布的《稀土供应限制影响调查》，以及2012年钓鱼岛争端后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和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发布的相关行业报告。
2010年，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巡逻船发生冲突，日方逮捕渔船船长，引发两国摩擦。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实施“国有化”，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争端。
木内登英在研报中指出，这段经历促使日本加速构建绕开中国的稀土供应链。此后，日本一方面积极拓展稀土采购渠道，通过海外投资与合作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扩大战略储备；另一方面加快替代材料和技术的研发，并推动稀土回收利用等循环利用技术的部署。
▲2026年2月1日，在日本最东端南鸟岛附近海域进行稀土泥采掘试验的“地球”号深海探测船上，日本工作人员查看回收的含稀土的海底淤泥 图/视觉中国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日本对中国稀土的进口依赖度已从2010年的约90%降至2025年的70%左右。然而，在高端应用领域，尤其是电动汽车驱动电机所需的高性能磁体中，镝、铽等重稀土元素的供应仍几乎完全依赖中国——这对于以汽车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日本而言，无疑是关键的供应链风险。
2026年1月12日，中方对日出口管制措施公布不到一周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集七国集团（注：即G7，包括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国家财长，并邀请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和印度官员，讨论如何降低在关键矿产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路透社称，参会国家占据了全球约六成的关键矿产需求。
此次会议未形成联合声明。路透社援引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的说法称，与会各方对设立稀土价格底线、通过伙伴关系提升供应等方案进行了初步讨论，但磋商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关键问题尚未解决。克林拜尔表示，2026年法国担任G7轮值主席国期间，稀土与关键矿产供应仍将是核心议题之一。他同时警告，相关合作不应演变为针对中国的“联盟”。
“自然产物的完美替代品不易找到”
2025年11月末，就在日本企业加速囤货之际，厦门一家酒店迎来了“中国稀土学会2025学术年会暨稀土新材料与仪器设备展览会”的开幕。28个分会场，主题覆盖了稀土从开采到应用的全链条。
会议现场，不同领域的研究实践勾勒出稀土应用的广阔边界。盐城工学院纺织服装学院教授陆振乾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其团队正探索将稀土基脱硝催化材料引入工业烟气除尘系统的滤袋中，在拦截粉尘的同时催化去除氮氧化物，实现工业废气的脱硝除尘一体化协同治理；另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则介绍了稀土纳米材料在临床免疫学检验中的应用……
要理解这些应用的底层逻辑，还需回归“稀土”本身。
“稀土”是指一组化学性质相近、在现代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金属元素，主要包括15种镧系元素以及钪和钇，共计17种金属元素。它们在自然界常以矿物形式分散存在，其常见的氧化物形态类似于“土”。而“稀土”之“稀”并非指绝对储量稀少，更多源于产业层面的稀缺——即高品位、可经济开采的矿床有限，且提取分离技术复杂、环境成本高。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稀土的市场规模远小于常见的基础金属，但其关键作用常被形容为“工业味精”或“工业酵母”。正如制作面包时只需少量酵母就能让面团发起来，稀土在许多材料中的添加比例往往在千分级甚至更低，却能显著提升材料的性能。
▲2025年4月3日，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实验室，科研人员展示改造前后的半导体光催化材料二氧化钛。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稀土元素钪对光催化分解水的催化材料进行改造，产氢效率提高15倍，创造了该材料体系的新纪录 图/新华社
将视角从科研前沿拉回日常生活，稀土的身影同样无处不在。以智能手机为例。屏幕被点亮的一瞬间，指尖下的触控反应，依赖的是微量的铟。这种金属被用来制造透明的导电薄膜，让玻璃既能显示画面，又能感知触碰。而在手机内部，镓支撑着高频芯片稳定运作，钕则隐藏在微型扬声器和振动马达里，决定了声音是否清晰、震动提醒是否精准。显示屏中少量的铽，则让画面更亮、色彩更纯。
在军用领域，关键元素同样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在2015年出版的《决战化学周期表》中，美国自然资源战略专家大卫·S·亚伯拉罕介绍了稀土元素与稀散金属是如何塑造“F35”的。
在这款高度复杂的隐身战机中，近四分之一的机体结构采用了兼具轻量化与耐热性能的钛合金；铍及其合金被应用于部分高性能结构和连接系统，以满足强度和热稳定性的要求；镓被用于增强雷达的信号性能；锂为机载系统提供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支持；而钽则因出色的储能特性，被广泛应用于电容器系统，支撑激光瞄准、飞控控制及座舱显示等关键功能。
每一种稀有金属，都在工业体系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随着世界从传统工业走向高科技和新能源时代，产品与生产线对稀有金属的依赖不断拓展和加深。它们隐藏在复杂而精密的材料配方和零部件中，几乎覆盖整个元素周期表，将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和产业主体编织进一张愈发庞大而致密的供应链网络。
在现有的资源禀赋、生产速率和消费模式下，稀有金属的供给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反而进一步抬高了对关键材料的需求强度。某种程度上，技术的进化边界并非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其依赖的资源边界。
亚伯拉罕在《决战化学周期表》中提到，为应对稀有金属的供应风险，一些国家和企业持续投入研发，试图用更常见、供应更稳定、地缘风险更低的材料或技术路线替代关键矿产。但现实是，在过去数十年间，这类替代研究的进展依然有限。
亚伯拉罕援引了多位从事替代研究的材料科学家的共识：“自然产物的完美替代品不易找到”，“以替代某种稀有金属为目的的科学进展不过是把对一种材料的需求转移到了另一种身上，新材料在政治上也同样敏感、脆弱。”此外，即便在部分应用中已实现稀土用量的微幅减少，但“面对全球磁体需求持续上升的态势，这种减量仍显得微不足道。”
稀土往事
在中国稀土学会2025学术年会首日的主旨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分享了一组数据：在全球稀土资源储量中，中国占比最高，为42.55%，其次是澳大利亚（21.85%）和欧洲（17.01%），美国位列第八，占2.07%。从产量来看，在全球主要稀土矿开发企业中，北方稀土和中国稀土集团在2024年的稀土矿产量合计占全球总产量的66.38%。
中国是稀土资源大国、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是现阶段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的稀土产业链的国家，也是唯一能够规模化冶炼分离轻稀土、中稀土、重稀土产品的国家。在陆林看来，储量高并非决定性优势，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能以低成本实现规模化生产。陆林从事稀有金属行业十多年，业务涉及稀土，如今侧重于贵金属和部分战略金属。
最早发现稀土并实现工业化开发的国家并非中国。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在稀土产业链中主要充当原材料供应者，以较低的价格出口矿石和初级产品；而高纯度稀土产品和关键材料则需要从欧美、日本等国进口。
▲2018年9月23日，新疆阿勒泰富蕴县城可可托海镇，工业遗址稀土矿可可托海的三号矿脉 图/视觉中国
这一格局的转折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徐光宪系统发展了串级萃取分离工艺，提出并完善了“稀土萃取分离工艺一步放大”理论和方法，大幅降低了稀土工业分离的技术门槛。
1978年，徐光宪开办“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在国营工厂里无偿推广这一科研成果。此后，这套分离技术在国内迅速落地投产，“成了一项连乡镇企业都能掌握的工艺。”矿石开采后，通过原地浸出，即可实现初级产品变现。加之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劳动力成本较低、环保约束相对宽松等因素，中国生产稀土的能力在短期内迅速膨胀。
到1990年代初，中国大规模出口高纯度单一稀土产品，导致国际的稀土价格暴跌至原来的四分之一左右。在价格优势的碾压下，原本具备稀土开采和冶炼能力的国家逐渐放弃本土生产，转而依赖从中国进口原料。工厂停产后，采矿工程师和冶金专家随之流失，配套的管理体系、设备维护能力，乃至相关法规也难以持续运转和更新。
对中国而言，这一格局同样是把双刃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稀土未被视作战略性资源。1985至2003年间，中国通过出口退税等激励政策推动稀土出口，初衷在于扩大外贸规模、积累外汇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然而，随着出口量快速攀升，稀土资源的非法开采、生产盲目扩张、无序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压力逐渐显现。不少厂家为了能够扩大出口量，主动压低价格，甚至降低产品的质量，“完全是（卖）‘白菜价’。”
陆林从合作企业处听闻，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部分矿区监管长期缺位，盗采和走私一度泛滥。“到了晚上，山坡上到处都是提着袋子捡矿的人，矿石纯度高，随便捡一捡就能换钱。”在江西赣州一带，盗采同样普遍，不少小企业和私人直接挖出矿来就用酸洗，处理完就往国外卖。
《淬炼：中国稀土科学家创新报国纪实》的作者杨自强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稀土治理的一次关键“扳道”发生在2005年。那年，以徐光宪为首的15位院士上书国务院，呼吁从行业乃至国家战略层面重新审视稀土的定价和管理问题。根据徐光宪彼时的估算，若维持既有的开采速度，“中国可能在45年内由稀土大国滑落为资源小国。”
自2005年起，中国开始系统性加强对稀土开采、冶炼、生产和出口的管理，将资源保护和行业秩序纳入政策重点。数据显示，2009至2012年间，稀土的出口配额累计下调了近四成。
彼时，由于国家指令性计划下的生产定额远低于企业的实际产能，一些公司为了避免亏损，会想方设法规避出口管制。亚伯拉罕曾收到过一些中国公司向海外潜在客户群发的邮件。据他了解，非法流出的稀土资源往往先通过香港或越南等地中转，再运往其他地区。例如，在出境环节，稀土粉末会在舱单上被标注为“滑石粉”等普通材料；而在目的地通关时，又被重新申报为氧化铈粉等稀土产品。
另一方面，中国对稀土出口采取配额和出口税等限制性措施，也引发了国际争端。2012年3月13日，美国、欧盟和日本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争端解决请求，针对中国对稀土、钨和钼等原材料实行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管理制度提出诉讼。随后，WTO成立专家组对相关措施进行审理，并于2014年3月和8月先后公布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裁决，认为中国的出口管理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 WTO 理事会理事、深圳技术大学商学院教授江清云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指出，中国在 WTO 稀土案中的败诉，未能成功援引WTO例外条款为其出口管理措施辩护，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为实现入世目标，曾作出较部分成员更为严格的出口承诺。
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承诺，原则上取消出口税，仅对列入议定书附件的少数原材料保留有限例外，且相关税率的上限被严格锁定。这一制度安排意味着，对于附件之外的大多数产品，中国难以依据《关贸总协定》第20条第（g）款（注：该条款允许成员在特定条件下，以自然资源保护为由，主张贸易措施例外）为出口配额措施提供合法性支撑。
2014年败诉后，中国按WTO裁决取消出口税，并调整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管理措施。江清云指出，上述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材料出口管理的政策空间，也限制了以环境保护为理由的正当性诉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裁决也在倒逼中国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探索战略性资源有效管理的替代路径。
▲2025年12月18日，商务部在北京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透露，中方已批准部分稀土出口通用许可申请 图/中新社记者 赵隽
WTO“红线”：强化与虚化
实际上，对路径的探索，很早就在构思中。
在2009年的香山科技会议上，徐光宪就已提出一套颇具前瞻性的设想：动用10亿美元外汇储备，建立稀土和钍的战略储备，控制生产和冶炼总量，并建议重点支持几家企业主导产业发展。
此后的两年间，这一思路逐步在政策层面得到回应。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行业整合路径，强调要“控制总量、优化存量”，并“加快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目标是在一到两年内，“基本形成以大型企业主导的稀土行业格局。”
在江清云看来，这种整合并非只是产业治理层面的选择，也暗含着对国际贸易规则的现实考量。通过兼并、收购等市场化方式，将资源和产能逐步集中到少数龙头企业手中，再由企业在出口环节对数量和价格进行协调管理，相较于直接的行政性出口限制，更不容易触碰WTO规则的“红线”，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引发贸易争端的风险。
然而，在最初的推进阶段，行业整合遭遇了诸多现实挑战。《中华工商时报》2013年采访的一位包头稀土企业人士曾这样形容当时的困局：“地方的、企业间的，乃至上下游等，都是各打各的算盘、各守各的利。”
直到2014年，随着稀土案败诉带来的外部压力逼近，稀土产业整合的进程才明显加快。此后，行业初步形成以包钢稀土、厦门钨业、五矿稀土、广晟有色、中铝、赣州稀土为代表的六大集团，后经过进一步整合，最终演变为南北两大集团，后者掌握了国内绝大部分稀土资源和生产能力。
据陆林回忆，2017年前后，他还可自行驾车进入白云鄂博矿区参观；到2019年前后，相关监管明显收紧，即便是科研机构人员，实地考察也需通过严格审批。在监管逐步收紧之前，该领域曾存在不少“擦边”操作：部分企业在境外建设稀土分离设施，使用国内技术和设备开展开采和精炼；还有企业出口钪铝合金等稀土制品。如今，违法成本显著提升。事实上，早在数年前，陆林就已耳闻有企业负责人因规避出口管制、非法转移受控稀土资源及相关技术而被查处。
2025年10月9日，中国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61号公告，规定境外组织或个人向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出口含有原产于中国的被管制稀土物项，且其中原产中国部分价值比例达到0.1%及以上的物项，以及使用原产于中国的稀土相关技术在境外制造的被管制物项，必须事先取得中国商务部颁发的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
“这不是一句空话，理论上讲，供应链确实可以被卡得很死。”陆林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这源于产业链上下游可追溯的管理机制：国有企业在出售稀土氧化物时，除合同和发票外，还需完整备案销售对象、品种和数量；下游企业在采购后，也必须对应记录原料投入、产出规模以及最终的销售去向。
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品牌，其代工厂是否采购过稀土磁材、磁材来自哪些供应商、相关企业中是否存在中国主体，都可以通过采购和交易数据进行核查。一旦涉及中国来源，就可以沿着交易链条向上追溯供应商的买卖记录。
从2014年的WTO稀土案至今，十余年间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江清云认为，当年裁决的法律逻辑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多边贸易秩序以及“贸易—环境”二分框架之上，而如今，这套判断标准已难以直接照搬。
“一方面，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力正在削弱，自由贸易机制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冲击，已不足以作为判断出口管制合法性的唯一尺度；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与技术竞争加剧，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发起的技术管制和贸易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采取对等或反制措施提供了正当性和合理性。”江清云分析说。
▲2021年1月7日，在内蒙古包头稀土研究院，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图/视觉中国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陆林看来，尽管稀土近年吸引了大量关注，中国具备战略约束力的关键矿产并不限于稀土，镓、锗等稀散金属也同样涵盖其中。它们是化合物半导体和光电器件的基础材料，广泛应用于芯片、通信、红外探测以及军工系统。
镓、锗在地壳中含量极低，且分布分散，通常伴生于铝土矿、铅锌矿或含锗褐煤中，无法作为独立矿种开采，只能在主金属的冶炼过程中综合回收。以内蒙古高锗褐煤为例，每吨煤中平均仅含约10克锗。
中国长期承担“世界工厂”和“世界冶炼厂”的角色，形成了完整的开采、冶炼与回收体系，使其能够在烟灰、矿渣等冶炼副产物中规模化提取稀散金属。相比之下，欧美国家既缺乏相应规模的基础冶炼产能，也难以仅为少量稀散金属重新搭建完整的铝、铅、锌产业链。
正是由于各国在战略矿产禀赋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即便在部分关键矿产上占据优势，也仍不可避免地在某些关键材料上依赖海外供应。
以氦气为例。除了传统工业和医疗用途外，氦气还广泛应用于低温超导、精密制造、泄漏检测和航天推进等关键领域。然而，中国本土的氦气资源极为有限。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2022年的研究显示，中国氦气资源仅约占全球储量的2%，对外依存度高达95%。
在全球氦气资源和产业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美国。美国不仅拥有超过40%的储量，还掌握关键的提取和分离技术。尽管中国近年从卡塔尔进口有所增长，但卡塔尔的氦气提取设备与核心技术同样高度依赖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氦气进口市场长期被外资企业主导。2020年，外商独资与合资企业进口量占中国总进口的84%。
在关键资源领域，任何国家都可能同时扮演“被限制者”和“限制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所以，在杨自强看来，“反制”更多是一种暂时的战术性手段，并非以对抗为目的，而是一种“合作筹码”，“既要维护自身利益，在必要时向对方施压，更重要的是在博弈中为合作与共赢创造可能性。”
此外，从更长远的产业发展视角看，中国也需要冷静审视自身在全球稀土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优势。现实是，虽然中国当前在稀土产业链中游形成了明显的规模优势，但在下游科技创新和高端应用方面，与部分发达经济体仍存在一定差距。
比如在稀土消费价值和附加值最高的稀土永磁材料领域，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稀土永磁生产国，但江西理工大学叶前林等人在2025年发表的研究指出，中国在高端永磁技术上仍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关产品难以完全满足光刻机、5G通信、高档机器人等战略产业的应用需求。
▲2026年2月2日，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一项12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储备项目“金库计划”，旨在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图/视觉中国
方成在国内一家稀土企业从事下游电子材料销售。这两年，方成所在的公司也在积极向下游延伸，不再局限于原材料，而是尝试进入更早期、技术门槛更高的细分领域。方成认为，这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只是稀土，中国不少行业已经过了靠规模和代加工吃饭的阶段。只有做全产业链集成，向下游拓展，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支撑未来增长。”
挑战是多方面的。方成指出，所谓“高端应用落后”并非全因技术差距。据他比对，部分国产产品的关键指标已不逊于海外竞争者，但困境在于，高端产业链存在强大的路径依赖。“半导体材料一旦在原始设计阶段被采用，除非出现明显问题，否则厂商通常不会轻易更换，因为替换意味着系统风险，甚至可能牵动整个工艺体系。”
此外，许多高端应用最初在海外诞生，材料导入阶段通常优先采用本土供应链。在新制程与新工艺设计中，部分海外厂商也会倾向于降低对中方材料的依赖，以规避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及合规风险。
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是，世界已然不同。
长期从事国际商务谈判与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江清云，对此感受颇深。在他看来，过去，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带来了经济的相互依赖，开放与合作一度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主旋律，但这种依赖并不对称。在市场、芯片、自然资源等关键领域，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趋势持续冲击着既有的国家间的合作结构。
随之而来的是，地缘经济秩序正在从过去建立在“正和博弈”假设上的“绝对收益”逻辑，转向更加关注“相对收益”。部分参与方不再只关心自己是否获益，而是越来越在意对方是否“获益过多”，甚至会将对方的收益视为自身的潜在损失。
在江清云看来，这种思维逻辑的转向，正在重塑部分经济体的政策语言和工具箱。合作叙事逐渐让位于竞争与安全考量，经济相互依赖被不断“武器化”，“脱钩”“断链”等政策手段频繁出现。在国际贸易规则的框架下，“安全例外”条款被更频繁地援引，使安全考量与保护主义动机之间的界线愈发模糊。
▲2025年12月13日，广东省博物馆自然资源陈列能源矿产标本：稀土家族 图/视觉中国
当关键矿产产业链主导权的争夺成为此轮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之一，中国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既有策略做出调整，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和产业安全。江清云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结合各国政策影响、供应链环节和企业利益，采取有限时间、有限规模的灵活操作，以在博弈中保留调整的空间。
在其2015年出版的书中，亚伯拉罕写道，“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星球的命运，建设可持续的未来——科技能够惠泽亿万未能受惠的人们——的能力，就取决于我们对稀有金属的理解、生产，以及对争端的避免。”十年过去了，又一个新的十年开启，围绕稀土的故事，似乎才刚刚开始。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陆林、方成为化名。参考资料：《淬炼：中国稀土科学家创新报国纪实》，杨自强；《决战化学周期表》，大卫·S·亚伯拉罕；《徐光宪的稀土情结：忧心中国变稀土小国》，中国科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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